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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谈律师辩护

      本人写这篇文章是根据作律师辩护的实际体会和所见所闻目前律师辩护中一些现象,无序列地说一些感想,没有说教的意图,只作为留存自勉。
      关于律师辩护的法治环境,我认为现在从主流上看律师作辩护各阶段工作过程应该是比较顺畅的,相关法律法规逐步完善,保障律师权利的制度也逐步健全,司法机关中个别人对律师态度不好(如接待会见、安排阅卷),也只是个别例外,属于司法机关对司法人员长期教育的问题,不应该据此认为律师辩护环境的恶劣。
      我自己做律师辩护,无论在京城,还是去外地,整体看都很顺利,所接触的司法机关的人员都能给予很好的配合,而且近两年越来越好,明显的共性特点是态度非常热情温和,能给予积极的配合。在北京也遇到过个别态度恶劣的情况,那还是前几年的事,如一次办案,我需要见一位公安预审人员,开始很客气地给他打电话提出请求,他却态度不好,对我说,案子很清楚,没必要见,还讥讽我说,你要想见见我长得什么样那就没有必要了。我说,以前有多少想见见你长的什么样的呢,他见我话茬不对,就想挂电话,但是在挂电话前他又顺口问了我一句,你还有事吗?我说,刚才说的是第一件事,现在第一件说完了,下面和你说第二件事,第二件事就是需要教育教育你,和你讲讲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让你知道一下。他说,你写书面的告我去吧,我说,我从不告状,就是当面教育,我就真给他讲了一会儿,他也没放电话,就这么听着我说,再以后,他的态度好多了,从来都是认真听我把话说完,说完了他还要再补充问一句,还有别的事吗?其实,从另一意义上说,我并不厌烦和这样的人打交道,一是很愿意碰碰这些“硬茬儿”,二是像我们这样一些有多年为党工作经历的老同志也应该为营建周围好的法治环境负点责任。从这件事还可以看到,我们的根本制度是正确的,大环境是好的,否则,我想教育教育那位预审人员是根本不可能的。
      关于律师辩护,本来凡是一位合格的律师都应该知道其责任是什么,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也都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方式,需要通过哪些正当程序,比如了解案情,会见被告,调查证据,参加庭审,举证质证,非法证据排除,有无犯罪中止、自首、未成年人犯罪等减轻从轻的事实及情节,适用法律,法庭辩论等。
      我看到很多律师是好律师,规规矩矩地按照法律规定和程序规则办事,严格根据事实和法律为委托人提供法律服务,默默无闻,不吹不擂,为犯罪嫌疑人提出实事求是的辩护意见,为强化国家的法治建设增砖添瓦,他们有责任感、有事业心、有拼搏精神,已成为依法治国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
      律师辩护做得好不好,完全看你是不是依据事实和法律,不在于你要造多大的声势,搞多少莫名其妙的名堂。我曾为一个交通肇事逃逸罪(撞人死亡)的被告辩护,被告是个年轻人,过几天就要结婚,出事后怕耽误结婚,法律意识很浮浅,在小哥们儿中找了个人假冒肇事人自首,承诺自己承担一切赔偿后果,几天后,顶替人坦白。通过仔细调查发现受害人自己确有过错,凌晨将车停在公路中央下车在车左后侧位置活动,远光灯未关闭,受害人将自己置于黑暗危险境地,仔细查看停车位置与道路两边距离,实际停于逆向位置。这样一件案件,通过辩护,被告被判缓刑。我在发表辩护意见时声调很低沉,包含着对死者家属的极大同情。辩护词有这样一段话:
     “在发表辩护意见之前,我作为辩护律师首先表示对本交通肇事案受害人亲属表示极大地同情,由于被告人的过失犯罪,给受害人亲属造成极大地悲痛和损失,法律上被告人应受到应有的处罚,并应该依法给予受害人经济赔偿。”“本案受害人对于此交通事故的发生也有一定过错。本来受害人及其亲属由于本交通事故已经遭受了极大损失,承受着极大悲痛,不宜对已逝去的人再说什么过错,但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应该客观公正地根据事故发生的事实和法律规定发表辩护意见”。
      应该说,我的态度和我的辩护意见得到了法庭的认同。
      我认为,律师辩护的知识对于一般案件而言,说一般也确实一般,并没有像一些人所说的那么神秘莫测,只要你认真调查清楚事实,调取证据,熟练掌握涉嫌犯罪的构成要件、量刑标准及相关法律规定,再有几年的实际经历,基本能做得很好。但对于一些疑难复杂案件,也确有头绪复杂、盘根错节、不易理清之处,疑难只是疑难而已,只要认真研究,敢于攻坚,凭当年考律师资格的那种不服输的精神,一般是能够拿下来的。任何人都需要研究攻坚,如果有人说对于疑难复杂的案件,不用仔细研究一看便知症结所在,千万不要相信之,那肯定是在吹牛,或是江湖骗子。
不能否认,人们的才智能力大体上有一些差距,律师行业也一样,但凭本人多年的经验,在一个较高智商的群体中,个体之间做同类工作的能力差异不是很大,比如现阶段行政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群体,大学教授群体,法官群体,特大型企业高管群体,还有就是我们律师群体,如果说在类似群体中出现差异大的情况一般来说有可能表现在人的品行方面。
      我看到,有的作辩护把主要精力放在吹嘘和造势上,利用媒体网络,呼风唤雨,大肆炒作,无边际地自我吹嘘,自我标榜为常胜律师,说多少多少死刑案子被他辩护成无罪释放,吹得有鼻子有眼儿。有的案子在他们那里,一接手不是研究如何调查分析案件,而是首先作如何进行媒体炒作的规划,挖空心思琢磨利用哪些人造势等,这些人很能吸引世人眼球,也可能真地暂时会形成什么气候,在一些需要律师服务的当事人眼里,好像那些人真地是什么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大律师,其实,这些人的行为只能糊弄少数不懂法、缺乏社会生活常识、或者有病乱求医、饥不择食,正处于“当事者迷”状态的那些当事人。内行人知道这些人不是意在帮人,而是在坑人,实际上这些人也确实耽误了几乎是所有委托人的正事,使得本来有可能获得轻判的被告人因为受这些人误导不认罪反倒受到重刑处罚,我相信这些事例肯定不少,只是因为委托人有苦难诉、难以启齿向世人说明罢了。
      我还看到,有的作辩护采用的方法已经不能称之为方法了,完全可称之为招法,而且那些招法应该说很不简单,已不仅仅是炒作造势,不像社会上那些容易被识破的人那样容易被识破,也不像那些没有文化的人那样没有文化,这样的人有时可能会集中出击一点本来与案件实质问题没有多大关系的情节,纠缠不休,有时可能会庭上庭下四面出击,他们的最不简单之处在于可能暂时给人一种貌似无人敢惹,貌似无人敢碰的印象,其实是最虚弱、最没有力量、最可悲,而且也是最被人们看不起的一些人。
      我曾试图对这些人做个大概分析,为什么放着宽宽敞敞的律师辩护的阳光大道不走,偏偏要趟阴沟浑水,百思不得其解,以后得闲了大概需要从以下多方面分析一下原因:遗传基因;从没受过良好教育;极端表现欲;利益驱使;人格偏执;对社会怀有偏见;被恶势力利用等。
      之所以在一个阶段内有时那些不正常情形或许也能暂时形成一点点气候,比如个别刑事案件本来并没有什么典型特点,却能吵得沸沸扬扬,这里面也有多方面原因:大环境的软弱涣散;文化层面的低俗;监督管理机构不尽责;社会矛盾使不同层次的不同人群认识上形成了重度差异;一些权威机关的管理者因自身不净而怕引火烧身,进而不断对恶势力做出妥协和让步;少数市井小人及对低级趣味趋之若鹜之徒的围观起哄等等。
      上述律师辩护中的一些不正常现象只是暂时的、少数的、已被大多数律师耻与为伍的问题,在当今律师职业已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所尊重的时代,能作为一名律师在国家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时参与其中、作律师辩护,并作为法定一方,占据一席之地与公诉、审判机关共同维护法治大业是很光荣、很有意义的事。
      作为律师,应该永远坚持依法以德,坚持正道正气,千万不要心存侥幸,企图靠旁门左道达到目的。应该看到司法腐败比较严重的那个阶段已经过去,司法机关人员素质与业务水平在不断提高,一切将走上正轨。
      要做好律师辩护,真正为委托人着想,就要实事求是地仔细分析案情,把各方面可能性向委托人一一说清,既要考虑委托人的意见,又不能完全被委托人的意志所左右,依照事实和法律最大限度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在受托履行律师职责的过程中,自己的辩护意见如实在不能被委托人理解,就要当断即断,婉言与委托人协商解除委托,一味顺委托人意愿行事、明知不可为而仍为之的做法实不可取。
      辩护人在诉讼中仍然是独立于被告人的一种诉讼参与人。其在诉讼中是以自己的名义,根据对案件事实的了解、掌握和对有关法律规定的理解,独立提出辩护意见,独立进行辩护。但是辩护人的这种独立是在有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大目标下的独立。
      律师辩护,首先考虑的确实应该是无罪辩护是否可行,即首先分析眼前的案子是有罪还是无罪,即便按推理主观认为构成什么犯罪行为,但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或证据存疑,就应该坚持疑罪从无,提出无罪或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
      作无罪辩护,一般意义上讲,难度很大,经过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多重审批办案程序,又都是公职人员、专业人士经办,若说是发生认定此罪和彼罪的差异,量刑轻重的差异,比较容易理解,若说是出现有罪和无罪的差异,正常情况下应该说是少见的,但少见不等于没有,多方面因素可能造成错定错判,难度越大越有挑战性,律师应该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最终依据事实和法律,还被告一个清白。
      不管开始涉嫌的犯罪性质严重与否,哪怕是很小的刑事案子,律师通过辩护,最终使即将定为有罪的案子而正确地定为无罪,其意义无疑非常重要而深远。这也正是律师辩护的精彩所在,是律师职业生涯的辉煌所在。
      当然,也要注意另一种倾向,就是要警惕因不太审慎地轻率地提出做无罪辩护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律师做无罪辩护很容易和被告及其亲属一拍即合,或者可以说律师作无罪辩护的思路正是被告及其亲属所想所盼,或许正在被告及其亲属对罪与非罪尚在疑虑之际,我们的律师一个轻率的无罪辩护的主张,会立即使被告坚定地认为自己确属根本无罪,如此,律师与被告可能会相互感染、相互激励,遗漏重要环节,忽视定性关键,或受情绪左右,不愿意碰击要害所在,一步步陷入误区。
     对有罪的案子执意做无罪辩护,很多情况是律师在很大程度上受被告及其亲属左右的缘故,被告及其亲属对法律知识缺乏、对我国司法实践不了解或较少了解、对律师作用夸大的认识及对律师业务的陌生,这很容易给予律师较大压力。当然,也有律师自己的原因,有的是自身业务不过硬,对罪与非罪认识不清,一开始就陷入错误的判断。
     不能单纯地以做无罪辩护还是罪轻辩护来区分律师是否认真履行职责,律师下功夫的大小也不能以此表面态度来区分,做无罪辩护也可能存在不负责任的问题,不愿意静下心来仔细琢磨,一句无罪了事,既可以轻松面对被告及其家属,又可以轻松处理业务,不以可能不可能实现为己任,像是履行一件简单的买卖合同,货到付款,草率了事,不背包袱,没有压力,照本宣科,反正说了,管事不管事不是我律师的事;相反,做罪轻辩护也可能并不轻松,同样需要条分缕析,细研深究,而且除却主要地依据法律和事实,还需要依据个案特点,以情以理阐明应该从轻减轻处罚的意见,比如要从       社会说到家庭,从被告的过去说到将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大可能争取法庭的认可,这些如果不能抓住关键和要害,不对案情了如指掌,不能准确地适用法律,是不可能引起法庭关注的。
      从律师业务的角度考虑,在起诉、审理不同阶段,无罪辩护与罪轻辩护的判断与选择,不言而喻,包含一种策略和技巧,要根据全案形势及情势变更,适时地做出调整,这确实需要律师的法律水平和执业经验。
      对无罪辩护的风险要有足够的认识,如果因某一环节疏漏,无罪辩护不成,则失去了罪轻辩护的机会,尤其对一些重大案件,依法量刑很重,办案机关与法院审理有可能疏漏某些量刑从轻情节,或由于办案专业水平的差异,致使有可能从轻量刑的事实理由被遗漏,如果律师不在罪轻辩护方面充分发挥作用,一味地死钻一门儿,进了死胡同儿,这就成了该争取的未争取,无意义的没放弃,劳师费时,贻误案机,给委托人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也是自己良心上无法抹掉的一种遗憾。
                                       20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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