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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办理一起涉及名人的民事案件谈媒体舆论及其他

       2012年10月我受理了一起交通事故致人死亡、受害人亲属请求赔偿的民事纠纷案件。
       一、本案的特别情节及委托人提出利用媒体舆论的问题
      本案有一些特别情节:一是涉及名人,被告(肇事车辆的车主)为在职的中央电视台某节目主持人,已主持该节目多年;二是涉外,驾车肇事人为外籍华人,被告的同胞弟弟,拘留期满后出境且查无踪迹;三是受害人亲属对事故责任分析结论不服申请复议被驳回,而后走上访之路无果,因受害人仅有的两位亲属又因家庭其他矛盾激化到互不往来,一时无暇顾及,故未能及时起诉,我接受委托时此事已过去了5年时间,委托人没有留存任何上访及其他有关主张权利的证据,从接受委托当时的情况看本案诉讼已超过了诉讼时效(后来我经过努力查找掌握了未超时效的证据);四是无论开始与我接触协商的被告律师还是后来参加庭审的被告律师其两位律师都提出了超过诉讼时效的意见,前者开始尚能传递信息,但被告不予配合,后者庭审中提出的主要辩解意见就是超过诉讼时效;五是被告不但在双方律师协商时不予配合,不提及任何可接受的条件,没有任何给于配合解决此纠纷的态度表示;六是本案确有蹊跷之处,这是后来发现的,就是交通事故处理资料档案无法查询,找当时处理事故的交通民警了解情况,开始拒绝提供,后来又以划区合并为由称档案无法找到,当事人自己留存的当时处理事故的两三页复印件上有责任分析意见,有驾驶人信息,无车主任何信息。
开始阶段使我代理本案的工作未能有丝毫进展,在没有找到未超时效的证据之前无法起诉立案,致使律师代理陷入僵局。
      不管怎样,我自己对此案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虽然本案从何入手确实令人作难,但不管被告有多大能量,本案有多少难解之处,原告的诉求肯定能够得到法律的支持,一名年近七旬的受害人在京城闹市区过马路被撞身亡,无论什么原因都应该得到赔偿,不能因为撞人的是一位外国人(外籍华人),牵扯的车主是一位名人(央视主持人),或者因为什么时效问题得不到赔偿,这在我们国家是不可能的。尽管如此,我也明白,法律就是法律,多应该得到支持的事没有法律的支撑法庭也不会立案审理。
     面对被告不予理睬的态度,首先是当事人情绪异常激动,提出一要找被告采取过激行为,二要在网上曝光,公开谴责被告的无道无德行径;其次是律师同行有人知道此情况后义愤填膺,极力建议找媒体记者,意欲通过媒体舆论的作用取得社会与舆论的同情支持;律师同行有人还表示在律师层面给予呼应。
      二、我不主张利用媒体舆论,而是直接找被告联系,晓之以理,并下功夫调查证据,突破诉讼时效症结所在
      我经过仔细分析,没有采取曝光媒体利用社会舆论的方式,而是抓紧从三方面着手工作,一是坚决做好委托人的工作,稳定委托人的情绪,不能有过激行为;二是继续做被告那位央视主持人的工作,为能够调解解决本案奠定认识上的基础;三是继续调查证据,解决诉讼时效上的症结问题。
在与被告联系协商方面下了很大功夫。直接与被告及其律师电话联系,把我的委托人态度改变,要求条件降低,一切均可协商的情形告知对方,并给被告写了一封长信,下面摘抄几段文字:
       “我的委托人态度确实有了变化,开始委托我时,情绪仍很激忿,经过交流,对其做劝解工作,现在态度确实和缓了许多,愿意和气协商。
       “对于我的委托人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曾表现出的不冷静态度,对方当事人应该理解,我的委托人自己的母亲67岁就遭此横祸身亡,因极大悲痛而表现出激愤态度,其实这也是人之常态常情,其不冷静不仅是表现在对对方的态度上,事故发生后,因对事故责任分析及赔偿问题有较大异议,盲目求人帮助解决,走了弯路,时间长了造成经济拮据,而后因遇到一个自称有办法帮忙解决问题的人,这个人提出需要资金,我的委托人无奈被迫卖掉房屋,到头来,卖房款中有50多万元又被骗走花掉,我的委托人进而为此离婚。其走投无路、呼号无助、精神痛苦之状可想而知,如果对方当事人能够全面综合、设身处地看待本次事故给我的委托人一家造成的极大痛苦和损失及事故后引发带来的这些变故,我相信对方当事人就不会对协商解决此事搁置不理了。
       “我一次次做委托人的工作,当其由于激愤流露出曝光媒体及采取其他一些方式的情绪时,我给他的说法是:我们为的是解决自己的问题,不是为了让别人造势炒作;办事要合法合规,违法要自己负责;我们需要的是协商谅解,需要的是多些朋友,起码不能再加深怨恨;大家都不愿意发生这样的事;我相信以对方当事人的身份及文化修养,不会不理的。
       “至于是否走诉讼之路,我确实不主张诉讼,再折腾到法院,无休止的出庭,无休止的辩论,或许吵得沸沸扬扬,现在外界场面上好事者广为人在,法院门口的事,更让那些人趋之若鹜,哪怕一件小事都会被炒得有天那么大,我们的当事人又不是我们律师自己,届时我们自己又不能掌控,如果说点私心的话,恐怕连我们自己都不会得以清净安宁。
       “即便真的想侥幸不负责这一赔偿,做得到吗?从事故处理过程、事实情况及律师的专业看,不管从哪一方面切入,本案起诉并被立案受理都不会有障碍。
       “立在协商,从长远看,对大家都有好处,做事从善,主动让步,路越走越宽,反之,大家都会被挤入死胡同……”
      虽然被告对此信没有回复,但我相信对被告的态度一定起了作用。
      我知道光有协商意见不行,必须要对时效问题有驳倒对方的证据,这需要动脑筋下功夫。我先后3次到负责事故处理的交管部门找当时负责经办的交警了解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城区合并,档案不易查找。
      我刚接手这个案子时就询问过委托人知道不知道肇事车辆的车主是谁,委托人回答说应该是肇事人的姐姐即那位央视主持人,因为肇事车辆所有人的问题应该是交管部门首先要弄清楚并要记录在案的问题,现在当这个案子因时效问题遇到障碍时,我突然意识到这里面还是有问题,于是经继续追问当事人得知,原来当事人在车主是谁的问题上只是一种猜测,并不是很明确,而且在整个事故处理过程中,委托人并不知道也一直没有提出过车主应该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由此,我立即意识到本案已经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了,如果能准确查明车主是谁,那就可以起诉车主,法院就可以以此立案受理,本案就有望得到解决。
      我先是通过适当方式从保险公司处得到了车主是被告的准确信息,而后便到车管所正式查询,获取了车管所盖章证明的准确查询信息,因为有了证据证明是近日才知道车主是谁的,所以也就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了。随后,便向法院提起诉讼,很快得到了法院立案受理的通知。
庭审中依旧对时效问题双方展开了辩论。
      对方称,事故发生后,第一件事原告就应该问明白肇事车辆的车主是谁,肇事车辆车牌号明明白白,去车管所一查便知,怎么可能现在才知道?
      我说,这恰恰是这件案子的蹊跷之处,事故处理认定书就应该注明车主是谁,事故处理的部门也应该告知受害人车主是谁,可这些都没有,后来虽然查询事故案卷未能查到,但据当事人回忆及掌握的现有资料,当时询问笔录里也没有车主是谁的笔录内容,这些都没有,受害人怎么会准确知道车主是谁,我判断,很明显是有人故意在为涉及的这位名人(车主)隐瞒身份。
      对方又称,当时为什么不去车管所查?我说,受害人在此之前一直没有聘请律师,没有查询这一问题的意识,再者,被告应该知道车管所是不会允许任何个人随意查询车主信息的,现在随便告诉你一个车牌号,你们去查查看,看车管所给不给查,对此,被告律师无言以对。
最后,在我综述了关于本案的辩论意见之后,在法院的提议下,双方调解达成了赔偿协议。
      需要说明的是,本案关于对对方超过诉讼时效答辩意见的反驳,并不仅仅是本文已说到的事实和理由,正如给对方的信函中所说的,从事故处理过程、事实情况及律师的专业看,不管从哪一方面切入,本案起诉并被立案受理都不会有障碍。
      三、律师办理案件重心不应该着眼于利用媒体舆论
      本案如果利用媒体舆论肯定会得到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能够给予肇事方以社会和舆论的压力,特别是因为被告为名人、公众人物,并涉及外籍人员,更会受到媒体舆论的关注,以媒体舆论的影响力决定诉讼案件的成败,我认为这是误区,解决纠纷,打官司,靠的是事实和证据,靠的是法律法规,当然也要靠我们律师把事实和理由当庭说清楚、说明白、说到关键、说服各方。法院审理案件受舆论影响的情势随着法治的健全与强化正在衰减。
      如果一个律师办理案件不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的业务上,而是放在媒体舆论上,那叫什么?那叫不务正业,如果真的需要舆论监督,那也自有媒体领域的人士们去做,办理案件是法律领域的业务,如果媒体领域的人士能做法律业务,那要律师做什么呢?律师应该忠于自己的事业,忠于自己的律师本职业务,清清白白、纯纯粹粹、地地道道、老老实实地做律师业务。
     把纠纷矛盾上传媒体,引起社会炒作,既给社会管理增加负担,又给社会上喜欢搅局的人制造了机会;既有可能把对方挤到角落,又有可能使自己后悔莫及;虽然有可能自己认为上传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自己诉求目的的实现,但最后可能明白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不上传媒体也是同样的结果;上了媒体看到铺天盖地对对方的谴责,可能解了自己一时之气,但过若干年之后,自己会悔之莫及,发出“就是那么一件民事纠纷上的事何必闹的那样满城风雨”的慨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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